在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全国革命的形势依旧不容乐观。
孙中山领导的起义又一次失败了。这是同盟会也是他的第十次失败。这次起义发生在广州，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却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成功。
起义失败后，广州革命志士潘达微收殓牺牲的革命党人遗骸72具，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并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这次起义也因此史称黄花岗起义。
这次起义的失败简直是在同盟会的伤口上再撒了把盐，说得更严重点，都快把它给击垮了。除了章太炎、陶成章“坚定不移”地独立闹革命，“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居正包括黄兴在上海组织了同盟会中部总部，把北部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作为起义重点区域，与同盟会的东京总部已无多少关系了。”（楚梦，《骄傲与疼痛——辛亥革命沉思录》，《同舟共进》）
与此同时，依旧翩翩美青年的汪精卫还待在天朝的大牢里，终日以吃饭、睡觉、写诗、思念心爱的姑娘，来打发时间。
此前，面对着革命党内部的分裂，以及倒孙风潮，这位长期追随孙中山的新知识分子，忍无可忍，转而寄希望于简便易行的暗杀行动，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领袖不怕死，并反击保皇派的攻击，重振士气，唤醒民众。
他的暗杀小组中集中了同盟会的精英分子，有同盟会创始人之一、四川分会长兼《民报》经理的黄复生，有同盟会中少有的炸弹专家喻培伦，有同盟会早期女性会员的曾醒、方君瑛……还有，他日后的爱人陈璧君，此时因爱慕汪而来。
他圈定的第一对象，是干过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的清大臣端方。后来为了制造更大影响，改为军机大臣奕劻和海军大臣载洵，却纷纷落空，最后决定谋刺摄政王载沣。
就在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头一天晚上，她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了汪，为他壮行。只是，汪精卫的暗杀行动因为被人发现，也同样失败。他和黄复生同时被捕。幸运的是，清朝统治者再愚昧再顽固，里面总有一些新式人物，肃亲王善耆就是一个相对有为的王爷。当然，他还有个身份，就是川岛芳子他爸。面对汪精卫这一“大逆不道”的举动，王爷意识到处死他们，有可能会激起革命党人的愤怒，局面会变得更加失控。所以板子高高举起，又轻轻落下，只判了个终身监禁。
至于喻培伦，因为要去东京重购炸药，而幸运逃脱，日后在黄花岗起义中捐躯。
起义行不通，暗杀也行不通……革命似乎已经山穷水复疑无路。
谁想到清政府在赌桌上却跟着打出了一张臭牌：
皇族内阁。
一
在黄花岗起义之后，摄政王载沣终于下令裁撤旧设内阁及军机处，宣布成立由13名国务大臣组成的责任内阁。就像在恩铭被刺之后推出《钦定宪法大纲》一样，清政府就如愚笨的老牛，被抽一鞭子，才前行一步。
只是，还是和《钦定宪法大纲》一样，新的责任内阁在人员组成上，依旧能让人一眼看出清朝统治者并不想真正放权。
其基本维持了旧体制的人选，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下设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十部，以梁敦彦、善耆、载泽、唐景崇、荫昌、载洵、绍昌、溥伦、盛宣怀、寿耆分任各部大臣。
成为内阁中的一员，成了盛宣怀人生中的最大风光，值得一辈子去铭记。
只是，这届责任内阁中，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仅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7人——实实在在是一个“皇族内阁”，“立宪派马上意识到这样的内阁成员名单实际上意味着原本可以缓冲皇室与立宪派之间矛盾的责任内阁，反而成为君权的延伸。”（黄艾禾，《那一年》，《中国新闻周刊》）
先是有山东巡抚孙宝琦表示疑义，在奏折中强调宗支不宜参与内阁。接着，全国近20省谘议局议长及议员40多人再次请愿，重申“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唯一原则，请求朝廷尽快取消这个皇族内阁，于皇族外选派大臣另行组建责任内阁。
“对于各界要求，朝廷这一次似乎不准备让步了，先是严肃训斥孙宝琦的建议太过荒唐，紧接着发布上谕，对《钦定宪法大纲》给予重新解释，以为即便实行了君主立宪，黜陟百司的权力仍然归属于君主，议员不得干预，以为这才是君主立宪的本旨。”（马勇，《辛亥启示录：皇族内阁错在哪儿》，《新世纪》）
国会和议员成了清廷统治者装点门面的工具，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得不说，随着“皇族内阁”出台，就连纯粹的立宪党人，也将君主立宪当成了一条随时可以丢弃的破鞋。
正是对清统治者由希望到失望，再到如今的绝望，当革命再次爆发后，立宪党人不是选择了观望，就是选择了和革命党联手。
再也不像孙中山在第一次广州起义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予（孙中山）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
清政府拱手送给了革命党人一张莫大的好牌：人和。
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几个月前革命党发动黄花岗起义还以落败告终，几个月之后的武昌起义，就以很小的代价，取得了大成功。
有了人和，还需要天时。得感谢四川的保路运动吸引了清政府的注意力，更要感谢清政府自作孽不可活地派兵镇压——正是兵力被派到了四川，造成了武昌兵力空虚，给了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的大好时机。
天时，地利，人和……起义不成功都不可能。
不过，革命党还得感谢一个人，那就是：
带兵前来四川的端方。
二
端方这时候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的确很吊诡。
一个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按照清朝官员的德行，任谁都不愿意跑到这个是非之地，偏偏他就来了。另外一个是，在他人的印象里，他本来已经因故下台，在家逍遥自在，饮酒作乐、会客访友，也轮不到他来担这个责任。
说到底，这是一个并不能隐忍的人。
在这一点，他比起亲家袁世凯要差得太远。
尽管口头上表示要“不如早归去，毅然绝世缘”，但时局一变，他又开始怦然心动。为此，他还要花上白花花的银两，为自己谋求重新上位。鉴于他曾任职川鄂，并有显赫政绩，清政府在年又再次起用了他。成都血案发生时，他正在湖北。3天之后的10日，清政府就一道急命，让他带着部分鄂军赶赴四川“进剿”。
孰料却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事实上，对四川的保路风潮，端方是持同情态度的。对赵尔丰视为“逆谋日炽”的《自保商榷书》，他也有不同的解读，“川中罢市、罢课，不戕官吏，不劫仓库。绝非逆党勾结为乱……人人冒雨奔城下求情，又为官兵开枪击毙者约数十人。众情乃是大愤。自保商榷书，并无独立字样，并无保路同志会及股东会图记。其中且有皇基万世语。”
所以他对带兵“进剿”，持怀疑态度。
“端方从汉阳出发，一路上磨磨蹭蹭，走了两个月，11月13日才到四川资州，并在此停留了14天，既未‘进剿’，也未北上勤王。办事雷厉风行的端方，面对保路运动，奉行‘拖’字诀，与其政治态度不无干系。端方曾考察欧洲诸强国现代改革，对于铁路国有‘洋商包工’，向来持反对意见。而主‘剿’派在铁路问题上则持强硬立场。两难之际，端方只有‘拖’，‘拖’到朝廷退步。这一‘拖’，却迎面撞上了革命。”（《新京报》编，《辛亥风云：个人在》，山西人民出版社）
在这一点上，革命党人得感激端方。
一则，他在“进剿”上的“无为”，促使了四川起义的烽火，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燃遍了四川全省。对全国的革命形势起到了相当好的示范作用。
更重要的是，他将鄂军带入四川，并久拖不归。武昌的兵力空虚，有一大部分“功劳”应该归结在他的身上。
当机会摆在了革命党面前，不如顺势而起。
本来同盟会中部总部及黄兴认为武昌新军在那个时候起义条件并不成熟，也没有参与起义计划的制订，起义后，黄兴发出电报，孙中山才知道，自己的革命事业成功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面对辛亥革命的爆发，很多人都没做好心理准备。但是，它的成功，既是必然中的偶然，又是偶然中的必然。
当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摧毁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根基之时，也不能遗忘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功劳，“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王泽华、王鹤，《四川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成都日报》）
不过，武昌起义的成功，还得继续感激一个人。
时任湖广总督的瑞澂。
三
出生于年的他，博尔济吉特氏，字莘儒，号心如。满洲正黄旗人。琦善之孙。
少年时纨绔成性，与劳子乔、岑春煊并称“京城三恶少”。但恶少也有从良的日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因留守北京有功，擢升九江道。因有官声，调任上海道。
说起来，他接的还是袁树勋的班。是蔡乃煌的前前任。任内奉命在辖境内禁绝鸦片，建立警察部队。很快又先后任江西按察使、江苏布政使。但在年与时任两江总督端方不睦，上表辞官，以退为进。清廷慰留，升任其为江苏巡抚。
不过也有一种说法，说是端方密荐瑞澂，称其有大才，清廷遂委派他出任江苏巡抚。
正是他欣赏并培植了戴季陶，且与张謇等立宪运动首脑和载泽等掌权大臣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曾奏派张謇总办江苏农工商务局，并加入“预备立宪公会”，也算得上是立宪派。在做湖广总督之后，时有各省督抚联名致电军机处，请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他也在其中之列。
不管如何，瑞澂算得上是清政府中比较有能力也有作为的官员。看上去也很开明。所以，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为什么武昌的枪声一响，督署只是中了一炮，他就仓皇弃城而去。
更有不堪的说法，是从后院挖狗洞出逃。先逃至长江上的军舰，继而逃至上海，不久闻听清朝政府欲治其罪，遂再逃日本。
一点抗压能力也没有。
当然，这跟他是纨绔子弟出身有关。
你也可以理解，他对清政府的统治也自信不足。
这让瑞澂，看上去像是个笑话。
说起来，当时起义军虽然进展顺利，但仍有部分军队忠于清政府。其亲信张彪临危不撤，起义军反复进攻不能得手。但瑞澂一走，武昌便不再是清政府的天下。
孙中山曾感叹说，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更要命的是，“瑞澂出逃，同时也给清王朝的崩塌开了高官显贵率先奔逃的口子，武昌之后各省相继起义，各省督抚遂走者走，变者变，年大清帝国，短短1月间，半壁江山尽属民军。”（《新京报》编，《辛亥风云：个人在》，山西人民出版社）
此时的大清，不废而自废，不亡而自亡。
四
武昌起义前后，为立宪而奔波的张謇，恰好就在武汉。
他先是主持过大维纱厂的开机仪式，后又接受了瑞澂的宴请。宴会上大家还欢笑有加，却不料一日之后，便遭遇此等大变故。其时他正坐在开往上海的日本商船——襄阳丸号上，恰好看见了江边燃起的熊熊火焰。
那是武昌塘角辎重队士兵的起义信号。
目睹了首义烽火的张謇，在自己的日记这样记载：“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烛天也。”也许，他其时根本就没想到，此火一燃，便燃起了大半个中国。
“第二天晚上，张謇抵达安庆，他本来是应安徽巡抚朱家宝的邀请共商疏导淮河问题，可安庆新军起义也是一触即发，哪里还顾得上谈导淮问题。12日，张謇挤上塞满乘客的江轮，赶回了南京，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骏派兵‘援鄂’。谁知张人骏不仅不肯出兵，反而大骂瑞澂和立宪派。16日，张謇赶往苏州，与江苏巡抚程德全连夜起草《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21日，张謇等人以江苏谘议局名义发出致内阁电。此时，张謇还在为挽救清王朝尽最后的努力。”（《新京报》编，《辛亥风云：个人在》，山西人民出版社）
与此同时，张謇与其立宪“小伙伴们”所把持的各省谘议局的中央机构——资政院，也在10月25日这一天，召开第二次会议，提议“内忧外患，恳请标本兼治，以救危亡具奏案”。至于治本，其一是召集国会，通上下之情；其二是组织拥有完全行政权力的内阁；其三是巩固宪法中的言论、出版和结社集会的三大自由。
议员们认为，人民有了这三大自由，就不会造反作乱。
至于治标，议员们也给出了一些方案，比如说，从严将四川督抚赵尔丰及湖北督抚瑞澂按律严惩……当然，矛头直指的却是时任邮传部长盛宣怀。
在他们看来，朝廷自从下旨要实行君主立宪，革命的言论一日少似一日，如果不是盛宣怀提倡铁路国有，也不至于民心丧失，让革命党乘机煽动作乱，情形至今益发不可收拾……
在群情激奋之下，资政院竟头脑发昏，也不经过法律审判，便以“人民”和“宪政”的名义，用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一项特殊的决议，要求将盛宣怀“明正典刑”，杀一人而谢天下——显然，盛宣怀一辈子为之服务，不惜鞠躬尽瘁试图挽救的这个政权，短视而冷血地将他作为替罪羊给抛了出去。
在这巨大的呼声面前，清政府对此或无力拒绝或顺水推舟，一日后便下令将其“双开”，但好歹没有要了他的性命。为避免成为被继续攻击或暗杀的矛头，盛宣怀只能一逃了之，而他留下的巨大资产，成了日后民国最容易被瓜分的肥肉。
然而，这一切亡羊补牢之举，也没有让革命的形势变得暗淡，乃至有一丝缓和。31日，张謇一到上海便听说湖南、陕西、山西等省相继独立，但对张謇更有冲击的是11月3日的上海起义。
我们应该能理解上海起义对张謇的巨大心理影响。谁都知道，因为预备立宪公会的存在，让上海一度成为了立宪派在南方的大本营，但这次，他的大本营也在革命面前，彻底“沦陷”了。而他的“小伙伴们”，也纷纷投靠了革命的阵营。
在状元下海之后，他又一次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备注：本文节选于“吾球商业地理”主编王千马所著《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以纪念辛亥革命周年！
采写
王千马（中国企业研究者，中国商业地理写作第一人。出版有《重新发现上海-》、《海派再起》（海派系列）；《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商帮系列）；《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玩美：红星美凯龙30年独家商业智慧》（企业官方传记系列）；《紫菜爸爸》（人物传记系列）；以及《大国出行：汽车里的城市战争》（城市发现系列）等十数部作品，并主编有《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不焦虑的青春》。年，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根据《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拍摄制作了五集纪录片。年，“吾球商业地理”参与吴晓波频道的12集纪录片《地标70年》的拍摄合作，通过12个中国地标见证新中国70年的风雨历程！此外，“吾球商业地理”在年以及年两度荣获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年度十大壹点号”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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