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
年初，一场注定要载入历史的“灾难”，还在延续。
现代文明的沉疴痼疾终于让人类陷入一次“报复式”的严重灾难之中，被冷落已久的史学似乎在被重新赋予使命，因为历史是人类的集体记忆，不仅是史事的记忆，也是经验的记忆，智慧的记忆。
“封城”那天夹在众多通报消息中，看到有个历史教授说：“一生所学，只为此刻。”
想起最近读的一本史学大家章开沅先生，约30余篇“旧作”精华集《走出中国近代史》
“过去、现在、未来，总是前后连续的，而且三者又都是相对而言的。基于这种认识，历史学家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
总结来说就是章先生一直积极主张的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参与现实，所谓“参与的史学”，而延伸开来的话，其实每一个身在“历史”中的我们而言，生活在现实，其实就是正在“参与历史”。
于是，在这个“人类正在已经处于严重灾难之中，并且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灾难，直至可能自我毁灭。”的21世纪里的今天，我想，如果可以了解一些“真实”的历史记忆，或许可以为当下的我们所面临“灾难”的困惑与迷茫，带来一些属于自我的释怀。
“不为媚时语”——寻找：“双面”孙中山
一直以来，孙中山先生不管在近代史史书上和基础历史教育中的印象里，都是一个无比伟岸的伟人形象，功绩累累不必言说，始终给人留下一种“完美”的圣人形象。
但我们都知道人无“完人”，所以即使如此伟人，也并非十全十美，如果深入研究其主要“功绩”——辛亥革命的贡献，就会发现他在其中不仅有不少错误，甚至还有一些严重过失。
在这里我并非想批判什么，而是在反思，试图寻找一个“真实”的孙中山，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近代史历史中的一些经验，好以为现在的我们生活，带来一些“历史轮回”呼应的释怀。
比如：
孙先生始终坚持海外“输入式”的少数志士潜入沿海城市举义的僵化模式，直接导致年黄花岗起义的全军覆没，精英损失殆尽的惨烈结果；
以及始终备受“西式联邦制”影响，从而难以扭转走向灭亡的同盟会分裂......
当然，以上种种，可以用瑕不掩瑜来申辩，但孙先生伟人一面的另一面，也的确是个“不杀伯仁，伯仁因他而死”的“刀手”，甚至在民国肇建以后直至护法战争，孙先生也有着这样活那样的错误。
不过评价伟大历史人物时，也应主要客观考察他比前人多做了哪些工作，为社会进步有多少推动，于是客观看待好的一面，正确认识不好的一面，双面结合起来的“设身处地”，才是寻找一个真实伟人“知人论世”的理性看法。
所以的确，“双面”孙中山才是真正的他的完全样貌，由此章先生在“辛亥革命的百年反思”讲座上针砭时弊“毫不留情”地论述的“中山学说的历史价值”之“寻找”概念，其实真正的关键就在于向世人论述，在面对一个“伟人”时，我们后人应该具有的理性认知。
照应现实，就像正在参与“历史”关键节点的我们一样，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时代中，即使被公认为“好人”、“伟人”、“权威人士”等“正确”人物们发表的看法，或一些让人一看就愤怒的“非黑即白”的公众事件发生时。
或许可以“以史为鉴”，不要太快下冲动“站在大多数一面”的结论，因为很多时候“真实”其实一般都有两面，一面看起来正确，一面看起来错误，究竟该相信哪一面，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寻找（思考）属于自己的“真实”事实。
“反思走出启真知”——揭开：“小人”康有为
有时候在读历史的时候，总有一种不断被刷新认知的荒谬感，除了一代又一代历史学者在不断地挖掘“真实史实”所带来的新的历史面貌，更有一般人都会随着成长（深入研究）而不断“升级”的认知能力。
就像晚清“名人”康有为，还记得在我少时被教授的基础历史教育中，康有为一直是正面乃至“伟人”的形象，说他是近代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从字面意思理解而言，怎么都是个身在腐朽“封建”，积极为中国未来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奠基人”。
可是他的形象，在如今，只要“深入”研究一下，就脆弱地可以瞬时坍塌，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形象一直以来都是“一面之词”，乃至更深层的原因是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人而已。
比如：
年，康有为为了推动维新变法，向光绪皇帝进呈详细介绍了法国大革命历史的《法兰西革命记》，可是他不是以此来为“变法”好处提供佐证，而是以法国革命尸山血海的残酷（序言云：“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十万之贵族，百万字富家，千万之中人，骨暴如莽，奔走流离......”）来恫吓清廷，好以督促皇帝尽快实行可以实现他“一人之下”野心的变法。（期间上呈有“建议”设置执行全国政令决策的制度局，主管就是以他及其门生为代表的先锋改良派。）
以及早在戊戌变法开始前，康有为“预感”危险，“为免瓜分之祸，保中华之种族”想出一个极其荒谬的迁居避祸之救世妙法：
“中国人满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乱离迫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吾近，而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仅八百万，若吾迁民往，可以为新中国。”
甚至因为得不到时任总理大臣李鸿章的支持，而转向一个更疯狂“终极救国”妙计——中日合邦。
康有为不止想，还真这么“做”，他说：
“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
（可见，至少相互至少是有初步联系的。）
如此种种，比之当年历史教科书上需要“记忆并背诵”，说康有为是兼有爱国主义，救亡图存，批判专制，提倡发展工业的“伟人”评价，或许“小人”才是康有为的真实面貌。
所以，就像作为近代史研究权威（之一）的章先生一直强调史学应该“反思走出启真知”，也就是史学应该参与现实，简单来说就是用“与古人对话”去理解历史人物的真实。
明人李贽在《与焦弱侯书》中云：
“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为辩雪？故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殊有绝致，未易告语。”
这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融通领悟的研究层次，就像朋友与朋友之间一般通常用平等关系对话一样，用理性冷静的中立客观去探索（揭开），才是认识一个“先驱”或“小人”的“唯一”方式。
照进现实，或许可以得到一些“与时俱进”的现实思考。
在现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里，作为历史一份子的我们现在的“进行时”，应该在吸收知识、经验与养分时，去芜存菁，学会在面对一个人，一件事，乃至一场“重要人生片段”时，有自己思考后的独立“真实”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的随波追流。
须知，有时候“权威”如教科书记录的，也不一定是真实而正确的，想要得到自己理解（认知）的“真实”，就需要不断地提升对事物的认知，比如唾手可得的“以史为鉴”。
最后：
其实说到底，那些在历史或闪耀着，或渐渐灰暗的“名人”们，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走出中国近代史》吧。
就像那些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历史”一样，即使如耄耋之年的章开沅先生，终其一生所学，所呼吁的希望史学可以“走出”，但实际上，他的呼吁仍然还有一些永远不会落到实处。
比如在面对某些人的“唯粉”时，亦或面对时代的“政治需要”时。
但是，正因如此，这本时间跨度甚至可以追溯到十余二十年前的“旧作”精华集《走出中国近代史》的“未完成”呼吁，才显得如此宝贵，不妨可以再次传播。
如此，有心之人，不妨做个“逆行者”，跟随这位耄耋智者的脚步，静心一读。